日前，中華全國總工會法工部副部長謝良敏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，對《職業病防治法》的修改提出建議。

　　改革開放之後，職業病防治一直是一個難題。在計劃經濟時期，國企單位對職業病職工全權負責，職工不存在掏錢治病的問題。但改革開放之後，情況發生瞭改變。很多中小企業，采取種種措施逃避責任。還有些企業不簽勞動合同，導致的結果是：工人得瞭職業病，單位不承認。

　　一般來說，容易得職業病的工作崗位，工資待遇要比其他崗位多一些。由於對職業病危害認識不夠，又想多賺些錢，農民工往往選擇那些高危職業。“如何讓廣大職工（包括農民工）瞭解職業病的危害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。對此，工會和社會各界應該做些實事，讓農民工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。”

　　近兩年來，政府和立法機關都開始關註職業病問題，主要是因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職業病事件越來越多。職業病維權事件引起瞭各級政府的廣泛重視，也帶來瞭行政、立法、司法等部門的協作和各種社會積極力量的介入幹預，促進相關問題的解決。

　　謝良敏指出，在計劃經濟時期，國傢規定瞭100多個職業病崗位。改革開放已過三十年，新修改後的職業病崗位還是原來的那些。然而，三十年的時間，生產方式、工作崗位、科技水平等都發生瞭很大的變化，特別是原料加工企業增多，肯定會產生新的職業病崗位。相關部門應該做一個詳細的調查，證實哪些應該是新增的職業病崗位，不要由於法律的不完善，導致許多職工得瞭職業病，卻找不到保護自己的維權依據。謝良敏建議，隨著時代的發展，國傢相關部門應根據職業病危害的情況，不斷增加新的職業病崗位。這樣的話，《職業病防治法》在執行層面才有法可依。

　　謝良敏認為，職業病的預防機制也是比較重大的問題。在計劃經濟時期，雖然各方面條件比較差，但無論是廠長還是職工，大傢都本著預防的觀念，盡量避免職業病的發生。過去，職工得瞭職業病之後，醫療救治和福利待遇等還是比較好的。而現在，一些企業通過各種手段逃避治療費用和賠償責任。

　　現在，職工得瞭職業病，不是企業操心，而是職工自己四處奔走維權。從確認勞動關系到獲得各種職業病證明材料，耗費瞭大量時間和精力。謝良敏說，“職工的力量過於薄弱，無法與企業形成一種平衡，因此，先行支付的原則如果能夠貫徹實施，對解決職工的職業病問題會有實質性的幫助。”